信托业不良资产状况已经超越了机构自身出清、处置的能力，监管层发文鼓励信托公司与专业机构合作，AMC、信托保障基金公司入场，但面对仍处于风险爆发期、业务痼疾未除的信托公司，接盘者深感任务艰巨
《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2021》显示，现阶段信托资产风险率水平在5%以上。其中，调查结果显示，对于现阶段信托资产的实际风险率水平，47.5%的受访者认为在5%-10%，25%的受访者认为在3%-5%，21.25%的受访者认为在10%以上，6.25%的受访者认为在2%-3%。
记者根据用益信托网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2020年全年集合信托产品共发生310多起违约事件，涉及违约项目金额超过1600亿元。2021年1月-8月，集合信托产品共发生产品违约事件135起，涉及金额逼近600亿元。房地产、工商企业和基础产业等领域均为违约事件高发的领域。
从融资方来看，在融资活动中，国有企业、大型民营企业、发达地区政府融资平台往往具有良好的信用评级，多直接融资。而中小民营企业、欠发达地区政府融资平台、无强股东支持的房企，无奈背负融资成本较高的信托融资。而当下的疫情冲击及经济下行，又加剧融资方的分层，让信托融资方的偿还能力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在信托公司的另外一项固有业务中，不良率也高企。2020年约十家信托公司固有业务不良率超10%。民生信托披露的数据显示，2020年末其不良率骤升至55%。华宸信托不良率从年初的39.26%上升到年末的44.19%。中粮信托不良率达到了29.72%。渤海信托不良率达到了16.8%，中建投信托不良率达到了15.31%，杭州工商信不良率为13.85%，长安信托不良率为12%等。
根据2021年1月中国信登数据发布的显示，2020全年新增办理完成初始登记的信托募集金额为6.82万亿元，新增产品笔数为2.79万笔。同时，未来三年信托产品到期规模分别为3.8万亿元、3.37万亿元和2.01万亿元。2021年-2023年存量信托业务风险将继续加大。
上述通知称，信托公司向专业机构直接卖断信托业风险资产后，由专业机构独立处置或与信托公司合作处置。信托公司向信托保障基金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专业机构合作设立的特殊目的载体卖断信托业风险资产，整合各类机构在资金实力、专业人才、服务网络和信息资源等方面优势，共同推进风险资产处置。
在探索多种模式处置信托业风险资产中，信托公司可委托专业机构提供风险资产管理和处置相关服务，如债权日常管理、债务追偿、债务重组等，充分利用专业机构优势，在资产出险早期开展风险处置，以提高处置效率，实现风险处置关口前移。
以往，为了控制风险，信托公司通常会要求融资人提供评估价值高于融资金额的抵质押物。因此，信托公司主导处置风险资产的首选方式是变卖抵质押物，实现资金的快速回笼。变卖抵质押物的方法包括折价、拍卖、变卖等。同时，如果融资方现金流出现问题，导致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信托计划兑付，出现暂时性的流动性风险，项目延期也可成为化解兑付危机的一种方式。
有信托业资深人士称，之前，在经济增速上行时，当项目出现风险时很多信托公司会利用TOT、资金池等模式接盘，对投资人进行“刚性兑付”。但现在部分信托公司已难以兜底，内生力量也丧失了，难以靠自己去处置不良，需要借助外在力量来化解信托业的风险。
部分AMC和信托保障基金公司已经开始行动。2021年6月底，中国信达与信托保障基金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信托业风险资产处置、信托公司风险化解、金融服务及其他等多个领域开展广泛深入合作，推动信托业风险资产处置生态圈建设，共同助力化解信托业风险。
一位四大AMC高管告诉记者，无论是AMC，还是信托保障基金公司在介入信托不良资产时，目前开展的业务多为对单个信托产品的帮助，看重的是融资主体的实力、单体项目的抵押品保值率等情况。AMC、信托保障基金公司还未达成对高风险信托公司整体的化解方案。
一家AMC总裁告诉记者，信托不良资产处置的难点在于定价。信托行业不像银行体量那么大，很难减值拨备、打折出售。行业内信托公司平均盈利水平不到10亿元，而信托单品金额特别大，大的通常在10亿元以上，小项目也在2亿元以上。若打折出售风险项目，则对信托公司的财务指标影响非常大，让当年的净利润很难看，有可能出现亏损。
信托公司不打折的另外一个原因来自涉众信托投资者的压力。以往，投资者在购买产品之前大多被告知“信托是低风险投资，安全性高”。产品出现风险后，信托公司若只偿还部分本金、将信托产品打折出售，投资者是很难同意的，依然要求刚兑。
刚性兑付难以打破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信托业角色定位出了问题。信托产品本源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本应为投资者服务，而实际上却是在为融资方提供服务，并从融资方处获取收入，这样就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投资业务融资化，加剧了利益冲突。“与正常的融资业务相比，投资者与融资方之间的债权债务的法律关系，被分割为投资者与资产管理机构的信托关系，以及资产管理品与融资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从而减轻了资产管理机构和融资方的法律责任，削减了投资者的权利。信息披露链条拉长后，投资者无法直接得到融资方披露的信息，主要是基于资产管理机构的信用和产品收益预期做出投资决策。一旦出现风险，投资者也无法直接向融资方主张权利，只能转而向资产管理机构寻求补偿，客观上助长了刚性兑付现象，扭曲了直接金融的原有之义。”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在其牵头所著的《资管大时代》中提到。
另外，信托公司的激励机制也制约着信托保障基金公司、AMC的进入。大部分信托实行“包干制”：信托公司业务部门或业务团队在提取一定比例信托报酬的基础上自负盈亏，可能出现故意忽视甚至是掩盖项目风险的现象。
“包干制”下信托部门的奖励措施颇为丰厚。以长安信托的部门包干制为例，以净收入30%划归部门作为绩效奖励额度，未结束项目当期绩效（包含年内奖金和费用限额）为70%，人员工资、办公费用、差旅费用、招待费用、项目推介费、咨询费（中介服务费用）由部门负担，费用限额占16%，在限额内据实列支。
一位华南地区AMC相关负责人称，很多信托公司主管担心风险项目影响其奖金收入，一般通过公司诉讼保全部来处置。若一些棘手项目，诉讼保全部难以处置，就使用“拖”字决，拖上一年半载，项目负责人拿到项目奖金后，跳槽到另外一家公司。项目组的后进入者，当然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锅，风险项目的处置方案通常会被搁置。
在信托业处置新规下，信托行业的风险化解并非没有进展。部分AMC人士称，因信托业内有大量通道业务，此类项目出现风险后，与信托公司合作的银行等机构通常容易接受损失，采取打折的方式，和AMC进行合作。
“我们是非常看重信托产品的底层资产的，做过几单抵押品不错的地产通道项目，收益还不错。不过，对于信托业的资金池、TOT风险产品，AMC是不敢进入的，也无法化解，这是信托公司、其大股东和地方监管的责任。”一位中前部AMC人士告诉记者。
不过，另一位四大AMC资深人士称，2020年之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陆续进入房地产市场，从2013年-2017年，在房地产市场确实赚了不少钱，但最近这几年，因房企的不断暴雷，四大AMC把之前赚的钱大多赔进去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都很难处置好自己的房地产风险项目，更别说大规模的处置信托公司的房地产风险项目了。
“信托业正在七次整顿，监管层不愿意看到第八次。信托风险项目不断暴露，行业首先是继续大力压缩高风险项目的成立规模，对于通道类、融资类、房地产等脱离本源的类银行信贷的业务一减再减。”上述资深人士称。
部分信托公司过度追求盈利目标而忽视风险防控，需要加强公司治理。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0》中提出，加强信托公司“三会一层”建设，建立各司其职、有效制衡的治理结构，形成科学高效的决策、激励与约束机制，提高专业投资能力，避免大股东干预公司日常经营。对信托公司股东和关联方实施穿透监管，严格规范信托公司控股股东资质，严控不当关联交易等。
信托公司与专业机构合作也是减少信托业风险资产的方式之一。不过，AMC在处置信托业不良资产的同时，需切断风险的传染机制，应采取市场化方式化解。上述资深人士表示，可以借鉴工商银行、信达资产等机构化解锦州银行危机的方式，派遣头部的银行、信托公司、AMC的高管团队入住高风险的信托公司。
很多时候，问题企业救助及问题资产的剥离与处置极其复杂，仅靠AMC和信托业保障基金公司是不够的。“对于暂时出问题但底子好的的融资企业，信托公司应积极与投资者沟通，进行项目延期。同时，信托公司及地方政府应引进行业龙头，通过产业的方式齐力化解不良。”上述中前部AMC负责人称。
当前，信托公司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产品，大部分是套利业务，需回归本源。中国银保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黄洪表示，全行业仍然存在受托人文化不成熟、受托人职责不清晰、受托人定位有偏离等问题，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