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文献主要围绕着产出因素、贸易往来、货币信心、金融发展水平、资本账户开放和网络外部性来分析影响国际贸易计价货币选择、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从本次昆山市的调研实际情况来看，当前，两岸贸易人民币结算的障碍主要涉及贸易、金融、基础设施、政治以及网络外部性等五个方面。其中，贸易和金融是跨境人民币流通循环的主要渠道；基础设施是人民币跨境顺畅流通的平台和基础；政治因素则可能对两岸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形成制度阻碍；国际货币本身的网络外部性则会强化一国货币在跨境流通使用中的地位，进而巩固以该货币为主导的国际结算体系。

　　贸易因素是影响货币跨境使用的重要因素。现有文献常将本国贸易占全球贸易（或者本国GDP）的比重作为衡量本国贸易水平的重要指标，当贸易占比越高，本国货币的国际化水平越高。贸易占比的提高，会提升外国对本国的依赖度。贸易规模、贸易对象、贸易模式、技术水平等方面都会对结算货币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其中，贸易总量是影响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而出口产品差异化程度、技术水平和交易对象国往往能够起到更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大企业有更大的议价权，贸易规模对两岸人民币跨境结算具有正向影响。钦恩和弗兰克尔研究显示，贸易规模对货币国际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ey指出虽然美国GDP在1870年就超过英国，但美国出口占GDP的比重远小于英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出口占比才超过英国，美元也超过英镑成为占主导的计价货币。调研显示，2020年昆山市跨境人民币结算占比为10.21%，但排名前十的大企业人民币结算占比为10.66%，比总体情况高了0.45个百分点。其中，有个别企业人民币结算占比超过40%，甚至达到90%以上；相反，中小企业通常没有结算货币选择权。

　　第二，贸易对象对人民币跨境结算会产生重要影响，企业一般采用“依地定价”，结合自然避险原则选择人民币计价比重。戈德堡和蒂尔实证发现国家（地区）大小是影响计价货币选择的决定因素，当与美国交易时，美国进口商品时常以美元计价。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以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主要原料进口地和产品销售地的企业，有较高的人民币跨境结算比例。相反，当中国大陆台资企业的贸易对象主要来自欧美日韩时，采用当地货币计价。目前，人民币跨境结算依旧限制在中国周边范围。

　　第三，全球产业链分工地位和“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相互叠加，影响了两岸贸易人民币结算比例的提升。徐奇渊和李婧指出美元国际化的成功在于其国际分工地位和产品技术优势，而日本由于本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弱势和进口产品多为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且交易对象主要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地区），在国际贸易中议价能力有限，货币国际化水平不足。丁剑平和赵晓菊也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间投入品的美元计价限制了人民币贸易结算份额的提升。科恩指出“在复杂的供应链和直接投资资金流所勾勒出的全球交易网络中，美国企业位于该网络的中心……美国因其在全球贸易结构中的中心地位，将继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从调研情况来看，昆山市两岸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主要集中在进料加工和一般贸易项下，两者合计占两岸跨境结算总额的比例为94.19%。尤其进料加工型企业采用“两头在外”的经营模式，本身只负责生产，决策权在母公司，导致进料加工项下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的比例仅为8.95%，从而拉低了两岸跨境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的比例。对于诸多企业生产所需高技术含量的原材料，均需从欧美进口，使用美元和欧元进行计价结算，该部分比例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

　　第四，产品技术水平显著影响企业的货币选择权，技术水平越高的企业具有更高的人民币跨境结算比例。从不同贸易商品特质的角度探究跨境贸易的计价货币选择，麦金农发现产品差异化程度大，贸易商议价能力强的产品贸易（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和高技术产品），以本国货币计价（即生产者货币计价）；而产品同质性较高，具有高度竞争性的产品（如初级产品、低技术产品等），多以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货币（美元）计价。调研发现，昆山市台资企业主要集中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该类行业技术水平虽高，但昆山市台资企业主要负责生产，而非研发。这导致整个行业人民币跨境结算占比仅为8.75%，远低于昆山市和全国的总体水平。相反，有一家生产高技术含量自行车和电动车的企业D，跟其日本客户谈判，自2022年开始在人民币汇率波动处于某一范围时，双方商议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这充分印证了高技术水平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目前，昆山市台资企业正在由单一生产向“生产+研发”转变，企业谈判话语权正在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