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第二十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召开，主题为“内需主导，聚力增长：开启‘十五五’新征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刘俏在主题演讲中指出，中国消费问题的根源并不只是“消费意愿不足”，而是陷入了“低价—低利润—低收入”的结构性循环，只有通过“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相结合，提高收入分配质量，才能真正提升消费、支撑高质量发展。

　　刘俏指出，要理解当前中国消费问题，首先需要正确评估中国消费者的具体状况。如果从实物量角度观察，中国目前与国际上的人均消费差距并不如想象得大，例如在食物等基础消费领域，销售量仍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与此同时，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消费率比全球平均水平低约16个百分点。这种“体感不弱、数据偏低”的反差，是研究当前消费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在刘俏看来，这一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原因，是低价格叠加服务消费占比偏低，使得消费在价值层面表现偏弱。一方面在于价格长期偏低，即中国当前消费呈现出“量增价低”特征，不少商品和服务价格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实物消费规模较大，但由于价格偏低，在价值量统计中体现不足。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消费结构失衡，服务消费占比相对较低，餐饮、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领域的支出比重，与部分发达经济体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

　　由此出发，问题进一步指向供给结构。刘俏指出，中国多个产业领域具备极强的产能，制造业在全球占比很高。在供给能力持续扩张的背景下，市场长期承受价格压力。而低价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会进一步压缩企业利润，进而又会限制劳动者收入增长，从而形成“低价-低利润-低收入”循环。这一循环正是当前消费问题的底层原因：收入增长偏弱，消费能力难以持续抬升，进而又难以支撑价格和利润改善。

　　因此，刘俏强调，从经济运行机制层面来看，生产是价值创造的过程，消费是价值实现的过程，两者必须形成协调。只有推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扩大内需形成有机统一，消费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在这一逻辑下，居民收入成为关键变量。刘俏指出，如果把居民消费看作一个函数，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变量是边际消费倾向和可支配收入。政策要么提升消费倾向，要么提高收入水平，这两条路径都会对消费产生长期影响。但从现实情况看，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尤为关键。

　　他指出，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约为43%，仍有提升空间。提高收入可以从两个方向着力：一是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二是提高财产性收入比重。当前居民财产性收入占GDP比重偏低，如果这一结构发生改善，居民支付能力将随之增强，消费结构也会随之变化。

　　收入提升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体，还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刘俏指出，低效投资、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等问题，与以GDP为导向的考核方式有关。如果在核算体系中更加重视收入指标，将劳动报酬、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更清晰地体现出来，有助于引导地方政府更加关注发展质量与收入增长，而不是单纯追求规模扩张。

　　同时他还指出，当前商业银行净息差处于历史低位，传统货币政策空间相对受限，但结构性政策仍可发挥作用。如测算显示，如果利率下调0.5个百分点，每年可减少约1872亿元利息支出，从而间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此外，中小微企业承担了大量就业，其融资环境改善，有助于稳就业、稳收入，对打破低收入约束具有现实意义，可以进一步支撑消费。

　　在谈及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时，刘俏则强调，随着反内卷相关工作推进，企业竞争方式有望从单纯依靠规模扩张、低价竞争，逐步转向更加重视质量、效率和创新。在利润改善的情况下，企业更有能力投资，也更有空间提升劳动者收入，从而有助于打破“低价-低利润-低收入”循环。此外，企业出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竞争压力，为价格和利润改善提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