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法典”——

　　在侯佳儒看来，当代环境治理是一个开放性领域，新环境问题不断进入环境资源立法视野，开放性是环境资源立法的天然特征。环境资源立法还具有地域性特征，在法典化背景下，要对地方性环境资源立法留足空间。

　　对于公众和企业而言，法典施行将带来从宏观治理到微观生活的切实改变。

　　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法典的颁布代表着身边的“小烦恼”从此有了法律的“硬杠杠”。

　　侯佳儒谈到，过去，油烟扰民、广场舞噪声、广告屏过亮这些“家门口”的烦心事，往往投诉无门或调解无据。如今，法典对这些细微之处作出了明确规定，让居民的投诉变得有据可依，让执法的尺子变得有度可量。

　　在企业层面上，侯佳儒则认为，这是一场“破立并举”的洗礼。一方面，

　　例如，近年来，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带来的环境风险日益凸显，部分地区天然放射性水平升高，影响范围不容小觑。

　　在侯佳儒看来，原有二十万元的罚款上限，对于可能造成持久性危害的行为而言，威慑力明显不足，甚至被个别企业视为可承受的成本。

　　再例如，法典直面长期困扰行业的“顽疾”，加大了对环评、监测等领域弄虚作假行为的处罚力度，最高可处二百万元罚款，并实施从业禁止。

　　过去，个别机构为了抢市场、赶工期，把环评报告做成了“依葫芦画瓢”，把监测数据搞成了“选择性填报”，甚至出现“买报告”“卖数据”的潜规则。侯佳儒认为，这些行为如同给决策者递上一张“歪地图”，不仅误导环境治理，更严重侵蚀了法治的公信力。

　　“加大处罚力度，是让法律真正‘长出牙齿’，让法律责任与潜在危害相匹配，让成本真正高于收益，重塑生态正义的天平。”侯佳儒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