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了2025年第一期绿色金融债券，并获得了主体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为稳定的评价结果。

　　伴随着这份最新的评级，其2024年年报却展现了公司的另一面。在银行业息差整体收窄的宏观背景下，贵阳农商行依然保持了扩表态势；截至2024年末，该行资产总额达到1659.73亿元；全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3.14亿元，净利润9.37亿元，并进行了1.15亿元的现金分红。更为亮眼的是，其账面不良贷款率进一步压降至2.08%。

　　然而，作为一家深耕贵州本土的地方法人银行，真实的资产质量是否完全如表面数字般乐观？穿透厚厚的2024年度报告与评级机构的跟踪报告，从信贷扩张稀释不良的操作、高展期贷款的隐忧，再到主要股东股权遭冻结以及远超同业水平的关联授信网络，贵阳农商行最真实的风险基本面，或已逐渐展现在公众面前。

　　稳步扩张的资产规模与浓厚的国资股东底色

　　探究贵阳农商行稳健扩张的基石，离不开其深厚的地方国资背景与体制优势。

　　2024年年报披露，截至2024年末，贵阳农商行各项贷款总额攀升至1092.21亿元，各项存款达到1270.24亿元。这种体量的资金吸纳与信贷投放能力，与其股权结构息息相关。年报披露的股东信息显示，贵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21.71%的持股比例位列第一大股东；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5.22%的比例紧随其后。此外，A股老牌上市公司贵州轮胎也持有其4%左右的股份。

　　这种浓厚的地方国资色彩，赋予了贵阳农商行在获取地方财政存款、参与重大基建项目融资时的天然通道优势，使其成为“贵阳贵安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但在享受政策与资源红利的同时，这种高度集中的地方国资股权结构，也增加了公司治理、关联交易走向以及信贷集中度方面的风险。

　　不良率2.08%背后的“分子与分母”博弈及展期隐忧

　　2024年末，贵阳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压降至2.08%，拨备覆盖率达到152.34%。深入拆解年报数据可以发现，这一核心风控指标的改善，实际上是“做大分母”、“核销出表”与“信贷展期”等多重手段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做大分母稀释不良。这是银行业降低不良率最直接的数学手段。2024年，贵阳农商行各项贷款及垫款总额从2023年的1028.61亿元增长至1128.40亿元，同比增加约100亿元，增幅达9.7%。行长致辞中亦坦言，各项业务保持较快发展速度，存贷款增速均超过省市主要金融机构平均水平。快速扩张的信贷规模，在账面上有效稀释了不良贷款的占比。

　　其次是大规模核销与不良资产出表。年报“贷款损失准备”明细显示，2024年度贵阳农商行“本期核销与处置”金额达到了3.87亿元。同时，该行还通过“公开招标转让”的方式，向外转移了2亿元的发放贷款和垫款。

　　通过直接核销与不良资产包转让，接近6亿元的存量包袱被移出了表内。不仅如此，期末账面上还存有2.79亿元的抵债资产，并为此计提了2.08亿元的跌价准备，这也是不良贷款转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应延尽延”政策掩盖的潜在资产劣变风险。贵阳农商行在年报中明确提出：“继续对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贷款进行应延尽延……不盲目惜贷、抽贷、断贷、压贷”。这种宽限政策虽然起到了短期的缓冲垫作用，避免了部分企业贷款在账面上立刻劣变为不良，但也意味着真实的信用风险被延后暴露。

　　中诚信国际、惠誉博华等机构此前的跟踪报告显示，贵阳农商行针对资金紧张客户广泛采用了展期、借新还旧、无还本续贷等手段，通过展期、借新还旧等方式缓释的贷款达320亿元在全行总贷款中占比超过30%。

　　依靠这种“以时间换空间”的展期策略固然能稳住当期财报，但随着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的逐步常态化回归，这部分缺乏真实现金流支撑的资产，或将成为考验贵阳农商行未来盈利质量的核心变量。

　　股权冻结与关联授信：城投羁绊下的“双刃剑”

　　在资产质量的表象之下，贵阳农商行与地方城投平台之间千丝万缕的资金联系，或也存在风险。

　　最直观的预警信号，来自于股东股权被司法冻结。年报披露了一个极具指向性的细节，截至2024年末，主要股东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行股份中，有1250.87万元被司法冻结。

　　天眼查显示，2025年，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贵阳观山湖投资有限公司、贵州双龙航空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等股东持有的贵阳农商行部分股权也相继被司法冻结。对于一家重要的地方国资大股东而言，股权遭到冻结往往意味着其自身流动性紧张，或面临外部债务纠纷。

　　在股东自身承压的背景下，贵阳农商行的董事会治理结构进一步加深了外界对其信贷独立性的担忧。该行核心经营层多为职业金融高管，但在掌握决策权与监督权的董事会、监事会中，多名非执行董事具有深厚的现任股东背景。

　　例如，非执行董事倪成钢现任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非执行董事敖剑江现任贵州金融控股集团产业投资部总经理；股东监事王娅则现任贵阳观山湖投资有限公司的融资总监。这种“管经分离”但决策层与股东高度重合的结构，极易导致银行的信贷资源在内部决策时向大股东倾斜。

　　这种倾斜直接体现在了极高比例的关联贷款上。根据年报披露，截至2024年末，贵阳农商行授信类关联交易余额高达46.53亿元，其中关联法人授信类关联交易余额高达46.38亿元。以贵阳农商行140.49亿元的资本净额计算，其关联贷款占资本净额的比例高达33.1%。

　　虽然这一数字符合监管规定“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的合规红线，但如果将其置于同业横向对比中，则显得有点高。在优质的上市城农商行阵营中，如成都银行、常熟银行、渝农商行等，为了防范内部人控制和利益输送，关联贷款占资本净额的比例通常被严格控制在5%到10%的区间。

　　进一步穿透这46.53亿元巨额关联贷款的流向，可以发现其高度集中于地方城投平台。年报关联交易明细显示，巨额资金精准输送给了贵州省及贵阳市的各级平台。其中，贵阳市建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贷款余额达5.88亿元；贵阳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4.29亿元；贵阳市乌当区五彩生态农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4.17亿元；而股权遭到冻结的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其贷款余额也高达2.82亿元。

　　耐人寻味的是，贵阳农商行在年报中对这笔巨额信贷做出了完美的定性表述：“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行关联方贷款不存在逾期未偿还的本金和利息”。但在部分城投股东自身深陷债务困境、甚至股权被冻结的窘境下，其在农商行的数亿贷款却能保持“零逾期”的履约记录，在商业逻辑上不免令人联想到上文提及的展期与“借新还旧”操作。

　　事实上，过往的监管罚单也曾指出该行存在“违规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用于支付土地征收款”、“中长期贷款展期期限超过原期限的一半”等问题。当银行的信贷资产与城投平台的流动性高度绑定，风险的传染便具有了双向性。城投类贷款多依赖平台互保或公益性资产抵押，一旦底层现金流断裂，抵押物的实际风险缓释作用将大打折扣。

　　贵阳农商行2024年交出的是一份充满平衡艺术的财务报表，2026年也获得了不错的信用评级。但2.08%的表面不良率，是信贷规模扩张、不良资产核销与宽限延期政策多管齐下的结果。作为地方金融的压舱石，该行在支持贵州本土实体经济、缓解区域资金压力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大额的延期贷款和占资本净额超30%的城投关联授信，依然是悬在其资产质量上方的两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大背景下，如何平稳消化“以时间换空间”累积的存量包袱，逐步优化公司治理，并切断潜在的债务传染链条，或将是贵阳农商行未来穿越周期的必答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