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进一步强调了科技创新对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性。他认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中国有机会改变以往处在外围地带的局面，史无前例地进入到前沿地带。在王一鸣看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呈现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交叉融合、多点突破的发展态势，而人工智能是最前沿、最活跃的领域。“不同于以往科技革命替代人的体力劳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将替代人的脑力劳动并实现对人的智力拓展，这将带来众多领域的深刻变革。”

　　刘俏提出，这种背景下寻求一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就要聚焦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上。“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我国正以科技创新驱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需深度融合

　　当下，中国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但在原始创新上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王一鸣认为，在创新战略上“要从过去的‘跟随式’创新转向‘引领式’创新，以在国际科技竞争中把握主动权。”他举例说，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突破，表明我国有能力在部分领域实现超越，也增强了我国在部分领域转向“引领式”创新的信心。

　　在具体路径上，王一鸣认为，创新重点应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中间品创新。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等中间品，技术迭代快、科技投入大、产业生态复杂，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创新难度比终端产品更大更复杂，但这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在创新政策上，要从鼓励集成创新转向鼓励原始创新。这就迫切要求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关键是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

　　此外，要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用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和丰富应用场景的优势，建设市场化的科技服务和技术交易体系，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机构，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让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王一鸣特别强调，金融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媒介。我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可以较好满足传统产业的融资需求，但与科技创新的融资需求和风险仍不完全匹配。科技创新风险大且需要“长钱”，而金融机构追求稳定收益并倾向于给“短钱”，科技企业“重研发、轻资产”而金融机构倾向于提供抵押融资。因此，要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金融体系，大力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和天使投资基金，满足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探索信贷融资支持科技创新的新模式，释放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运用区块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降低金融服务科技企业的风险和隐性成本。

　　刘俏则指出，中国要从六个方面“做好自己”。第一，以政策创新捕捉不确定增长中的确定部分，最值得关注也最值得期待的是聚焦需求侧的创新政策工具的推出。第二，在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过程中寻找机会，进一步提升研发强度，大幅提升基础研究的占比。第三，寻求能源转型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机会，包括满足“碳中和”的融资需求、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等。第四，寻求“经济再平衡”过程中涌现的机会，比如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居民消费率，建设与高质量发展适配的金融体系。第五，寻找房地产新模式带来的机会，通过供给侧地产政策发力，推动地产行业从“投资”向“投资+消费”转变。第六，寻找“大出海”中的机会，通过科技创新和重新布局产业链，向价值链上游迈进，调整全球分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