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收入已于去年10月见顶。

　　摩根大通等机构估算，若剔除这一因素，实际赤字率将再度超过6%。

　　长期结构性压力更为深重

　　尽管关税裁决与伊朗战争短期内备受关注，但布鲁金斯学会财政政策专家Jessica Riedl指出，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这两项因素的影响可能远不及结构性赤字驱动力。她表示：“就当前1.8万亿美元的预算赤字规模而言，伊朗冲突尚未构成预算层面的毁灭性打击。”

　　更根本的压力来自人口老龄化推动的福利支出自动增长。随着退休美国人数量持续攀升，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支出稳步扩大。国会预算办公室今年2月的预测显示，赤字率将于2036年升至6.7%，该预测甚至尚未纳入伊朗战争的影响，且假设关税税率维持不变——而最高法院的裁决已令这一假设落空。

　　Peter G. Peterson基金会首席执行官Michael Peterson表示：“以如此快速的节奏一万亿、一万亿地借贷，却没有任何应对计划，这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定义。”

　　债务规模与利息支出持续攀升

　　美国财政状况的恶化有其历史根源。疫情期间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叠加随后的通胀飙升，共同制造了一场“双重打击”：一方面巨额抗疫支出推高了债务存量，另一方面为遏制通胀而加息又大幅抬升了债务利息成本。这一双重冲击，再叠加退休人口增长驱动的福利支出持续扩张，令财政压力愈发难以消弭。

　　目前，美国公共债务规模已约等于GDP总量。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今年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将达32万亿美元，较特朗普新一届政府就职初期增加约3万亿美元。净利息支出有望在2026财年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整体预算缺口估算值的一半。

　　目前市场尚未出现拒绝购买美国国债的迹象，但中东冲突以来，基准1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累计上行约40个基点。贝森特在去年国会听证时坦言，“市场究竟何时、以及是否会对国债供给产生抵触，非常难以判断”。

　　Jessica Riedl一语道破两党的共同困境：“两党都没有认真拿出任何止住赤字洪流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