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何发生了变化，需要先了解高速增长是如何形成的。从整体来看，中国曾凭借成本优势迅速进入全球市场，但这里的“成本”并非狭义的要素价格，而是指通过有效组织各类要素、形成高效运转机制所构成的综合成本优势。

　　在改革开放这一进程中，通过不断优化体制机制、释放制度红利，大幅降低了体制成本。且对外开放本身就有降低体制成本、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

　　为什么近年增速开始放缓？自2008年前后起，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体制成本有所抬升，要素价格也呈现上升趋势，并且要素价格与体制成本相互关联。从历史数据来看，土地价格涨幅最为显著，增长达数十倍。这一现象背后，与我国特有的发展阶段和制度安排相关。

　　我国已逐步建立土地市场并推动公开透明的招拍挂交易机制，但距离完整意义上的统一土地市场仍有完善空间。比如，农村有大量土地资源，包括规模可观的宅基地，但受限于现行制度，这些资源尚未充分纳入流转体系、参与更广泛的市场配置。土地价格本身就包含着体制成本，当前由于利益问题，给改革带来了一定难度。在要素成本和体制成本双双上升之时，作为对冲力量的改革力度减弱了。

　　随着大量货物出口，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这是改革开放和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带来的重要成果。然而，当这一过程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也会带来新的挑战。货物出口带来美元收入，形成国家外汇储备；央行需按照当时1:8的汇率将等值的基础货币投放至国内市场，但此时，与这些货币对应的商品已出口国外，从而使国内货币总量超过商品供应量。这种局面短期看很好，但长期看，由于经济平衡已被打破，过量资金集中流向某一领域时，该领域的资产价格就会出现失衡。

　　与此同时，国际上另一端的失衡也在累积。美国面临的贸易逆差高达一万两千亿美元，意味着他国大量商品卖到美国本土，就业机会流向境外。当公共债务持续积累时，便会难以平衡。自2017年起，国际经济摩擦逐渐加剧，以贸易争端、科技限制等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全球层面的失衡，使得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更加复杂。

　　用“三明治”可以形象地描绘当前的全球竞争格局。“三明治”上层的“面包”是发达国家，他们拥有以创新为基础的独到性优势，产品和服务都价格高昂。尽管其要素成本高企，但由于创新能力强，一旦有新产品问世，便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购买热潮并迅速普及。

　　“三明治”下层的“面包”是后开放国家。例如印度在1990年实施开放政策后，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迅速崛起，极大程度地释放了印度的人力资本潜力。东南亚、中东、非洲的很多国家也在不断深化开放，依托较低的要素价格、广阔的劳动力资源，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协作。事实上，对外开放越晚的国家，其要素价格越低，初期的发展优势往往越明显。

　　在此形势下，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我国的创新创造能力正在快速提升，但距离全球顶级创新中心仍有不小的差距；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我国要素综合成本不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具有绝对优势，当前已高于那些后开放国家。我国处于“三明治”的中间层，既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创新压力，也面对后开放国家的成本竞争，突围的需求由此而生。

　　此外，作为后发国家，我国在产业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强劲的追赶动力，这本身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壮大的重要力量，但也造成一个结构性问题：我们在生产端积累了非常雄厚的能力，而市场端的发展相对滞后。为什么？因为我国市场曾经物资匮乏，无论什么商品，只要有货就能售出。

　　在笔者看来，市场能力落后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近年来，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很热烈。实际上，产业政策有一个前提。当年日本推行产业政策的部门叫作“通产省”，“通”即通商，将市场需求置于产业发展之前。产能不是仅为自己所用，还需要有客户和市场。

　　长期以来，我国在后发追赶中形成了生产端强、市场端相对弱的结构特点。加之我国信息流通成本低，市场反馈速度快，一旦某个产品受到关注，全国各地迅速响应、投入生产，容易出现一拥而上的局面，也可能导致大量供给而变成“白菜价”。

　　我们发现，部分企业在外部环境出现波动时，仍能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原因在于这些企业早在几年前甚至十年前便已开始推行精益管理。

　　过去，我国工业领域存在普遍的低效、浪费现象，由于被经济高速增长所掩盖，不易被察觉。例如，随着土地价格攀升，企业都倾向于获取更多土地，为此便把厂房建得很大。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实际生产中是否真的需要如此大的空间、是否真的需要在生产线上经历如此长的流转距离？厂房面积过大、生产线布局过长，无疑会增加电力、管理、检查等各项成本。

　　后来，一些企业主动引入精益管理理念，进行自我优化瘦身。“精”不仅意味着规模的缩减，更是在缩减的同时提升质量。企业为何要追求宏大的场面？为何不能使生产布局更加紧凑？为何不能让生产流程更加合理？通过精益改进，企业能够大幅降低成本、显著减少不良率、有效降低库存，管理的难度也会随之下降。

　　后来笔者在和其他企业交流中分享这个经验，大家都深受启发。此前大家多着眼于宏观，期待政策利好，期望海外政策不再多变。然而，那些不是我们能左右的。我们能够掌控的是自己手里的事，多付出一份努力，便多一分生存的机会。

　　如今很多企业已展开全球布局，这被称为“出海”。在中国500强企业中，出口比例超过40%的很少，尤其央企的主要业务集中于国内，做国际业务的较少。但我们考察发现，2024年，美的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41%，这一占比着实令我们吃惊。

　　更让我们吃惊的是，在美的的出口份额当中，有四分之一是在境外生产的。毕竟中国素以“世界工厂”著称，产品多在中国制造后销往全球，从而形成贸易顺差，美的为何会将部分制造环节转移到国外呢？最主要的道理是，若想让对方购买我们的产品，得先帮对方挣钱，而制造业转移到海外正是为了助人盈利。

　　在越南实地考察中，我了解到两个有意思的情况：其一，越南没有能力长期以贸易逆差的状态购买中国商品，也期望完成工业化，实现国家富裕；其二，拥有原料的国家不希望将原料运往中国提升附加值，而是期望将提升附加值的环节留在当地。

　　回顾中国两大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历史，最初是通过外资涌入带来了技术、设备和订单，进而促使原本的鱼米之乡、桑基鱼塘转变为工业化地区，最终成为世界工厂。这样的过程和逻辑不仅对中国适用，在全球很多国家也都适用。今天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可以将技术、设备和制造业带出海。中国国内市场规模越大，开拓难度越高。有时候，企业在国内一地发展感到困难重重，一旦走出国门就会发现发展之路平坦许多。

　　后发国家通常选取国际市场上销售情况良好的产品，依托自身要素成本优势进行制造，产品制成后用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实现进口替代。这是所有后发国家发展所走的一条路。这条路本身没有错，但是会越走越窄。

　　我们经历40余年的增长，创新独到性却仍然有待提高。创新需要基础科学的有力支撑，需基于原理进行探索，甄别出具有应用价值的原理，将其转化为技术，然后解决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工程与技术难题，最终集成开发出产品。

　　国内很多工厂当前存在一定的闲置产能，不妨把这些资源拿出一部分到创新领域，实现向上突破。事实上，中国企业具备强大的创造力，大疆等优秀企业的产品并非抄袭而来，而是之作。

　　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面向高端竞争的“独到性”，不是由企业自我认定的，更关键的是能为他人解决何种问题，客户是否会为其价值买单。华为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坚持以客户为中心。通过聚焦优质客户、持续发掘更优质的客户群体，带动企业在细处求精益，带动宽处谋布局，带动技术升级，向高处争独到。